<潜伏>原型：《虎穴藏忠臣》之一吴石将军

<潜伏>原型：《虎穴藏忠臣》之一吴石将军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又一次引起人们对过去革命岁月的一些回忆。余则成这个形象实际上是许多地下工作者事迹的集中反映。在历史上，有许多像余则成这样的无名英雄，默默战斗在敌人心脏，长期不为人们知晓。2001年我访台期间，无意间发现台湾的一些出版物刊载了当年中国***地下组织在台湾斗争的相关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来自台湾和海外，甚至有些来自当年的***特务的记录与回忆，但毕竟可以从中看到当年的那些地下工作者是如何斗争的。


吴石：我党在台“绝密一号”

台湾90年代公布出版的《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这本小册子介绍了***特务机关在上个世纪50年代侦破***在台地下组织的概况。据说，这是台湾方面迄今公布的关于50年代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统的官方记录，包括案发时间、案情、台湾方面的综合检讨以及涉案人员名单和处置方式。其中“吴石案”的记载，向我们披露了半个世纪前我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鲜为人知的事迹。
吴石曾经是***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当时担任我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吴石就是我党安插在***内部的“密使一号”，被***特务机关逮捕。根据***方面的资料称，吴石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格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失去联系。当年，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经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格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1949年11月下旬，华东局社会部长舒同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持刘格平的介绍函赴台与吴石联系。先后与吴石会见六、七次，并取得书面和口头的军事情报，其内容计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空军的部署及兵力情况，军事机关及部队主管之名册，东南区驻军之番号和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之数量等。这些绝密情报很快通过管道经香港送到华东局，并转送北京。当年***得知这些宝贵的绝密情报是一位女***员秘密赴台从一位***高层的“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给他们寄上一功！”还在红线格纸上乘兴挥毫写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控制的浙江定海，并准备从那里搭船前往解放军控制的上海。由于朱谌之来台期间曾向当时的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报告工作状况，所以，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叛变，立即供出吴石与朱谌之。蒋介石得知吴石竟然是***间谍，极为震怒，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不久，朱谌之便被***军警从定海抓回台湾。


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发展的高级军官陈宝仓中将、聂曦上校、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对于吴石其人，***特务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真的，吴石是和平谈判运动可怜的牺牲品，一个高级公务员，对于所处的政治局势观察不清，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一位***高级军官王大任后来写了一篇《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值得一读。他写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笔者案：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简称“侍三处”），由陈果夫主持人事，包括全国党政人事。地点在重庆市郊南温泉，世称“花溪”，即为该处之代名，前后工作人员百余人），所属单位是通讯组，当时通讯组所负的责任是批答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学员的通讯报告，党政班受训按海内外自由地区划编通讯小组（敌后另行编组），并规定定期集会，由所在地高级党政军首长担任指导员，负责考核与督导。至于学员个人方面，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每月要与‘侍三处’通讯一次。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
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西北陕甘宁边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其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机先，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此文我曾录一副本，以为参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　王大任继续写道：“后来抗战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位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侍三处’通讯提出‘灭共’建设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清！最奇怪的是当大陆撤守政治迁台的初期，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居然私通共党作起出卖自己政府的勾当！有人说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这些是***方面关于吴石的纪述。中国***方面最早接触吴石的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并刊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该文印证***的资料，同时也披露了不少***不知道的事情。吴仲禧是吴石的福建同乡，1911年福州响应辛亥革命，两人皆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并有幸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中都担任警戒工作。随着两人又同时入选武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吴仲禧回忆，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吴石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绩优秀，名闻于中日军界。
吴仲禧回忆说：“在军校同窗四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吴石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有好几次政治变故都曾使他想弃学而另找革命出路，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又渴望军事上能学有所成而未果。”保定军校后，吴仲禧与吴石一别20年，两人于抗战时重逢，此时吴石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则已加入了中国***，表面的职务是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
吴仲禧回忆与吴石重逢时的景况说：“抗战开始后，吴石看到***的军队***，无能的现象，满怀愤懑。这些，他都毫无顾忌的向我发了一些牢骚和愤慨。我自然也以诚相见，除了没有暴露自己***人身份之外，其它对时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没有什么保留......首先，他认为抗战以来我军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划，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伯、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本兵学名著，在陆大教授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在***里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的实权。白崇禧虽然器重他的学识，但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在抗战几年同吴石的共事中，我们经常交谈，他总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内部的***，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他对***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个时候，他还看不清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仿徨之中。”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也调来南京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视察部队之便收集军事情报。1947年到1948年之间，国共内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吴仲禧写道：“1948年夏天，我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这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我在广州接到命令后及往香港找潘汉年、张唯一、刘人寿请示，他们对我新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我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我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说我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请李多加关照，并给予各种方便。几天后我到徐州时，正好刘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了，参谋长李树正出来接待我，见了吴石的信对我格外客气、殷勤，一再说我这样大年纪，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要我用书面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么辛劳呢？我说，国防部要我来看看，了解点情况，好回去汇报，不来不好。”李硬安排我休息两天后，才亲自带我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

我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情况反映的清清楚楚。当时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记一部份，就说有空还想来看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又派出一个参谋来带我去机要室，我趁参谋外出时，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笔记下来。这时我急着把情报送出去，就拖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又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我车到南京就没有停留，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汇报。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做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这里可以看见，吴石暗助我党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并非他在被逮捕后所称的1949年春，也由于他的位阶甚高以及***军政体系的松散，吴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轻估。1949年春，吴石在广州与吴仲禧敞开来谈，明说***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下得晚一些。而且，他已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军队。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 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回忆说：“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防次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
台湾的一位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是这样评价吴石案的：“由国共两边的纪录中，我们看见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菁英在混乱时代中的不幸情况，他真正的渴望是报效国家，一展长才。……即使在古代，将相良才在曹营和汉营之间游走，亦非怪事，无论当时的领袖或后世史家也都有雅量接受这种现象，甚至有原为死对头献策的贼人，因爱其才而不计前嫌引为心腹者，如管仲之于齐桓公、魏征之于唐太宗、耶律楚材之于成吉思汗等等，不仅无损统治威信，反而奠定了一朝兴隆，成为佳话。然而到了现代，意识型态的绝对化使得民族内战中的敌我划分甚至远较过去残酷，仇恨宣传下的滥杀不仅是冷冰冰，甚至还染上了嗜血的热情。”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未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
这是吴石将军就义时的赋诗，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人民英雄。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我们该如何纪念这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先烈呢？

浙江省镇海中学校园内，有一清净幽雅的小园——憩园，园内有一幢木结构两层楼房，牌匾上写有朱枫烈士纪念楼字样。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一阵枪声划破了台北马场町刑场的上空。当年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间谍案”四名主角倒在血泊中。朱谌之，在***内的名字叫朱枫。逝者已矣，4人就义后，吴石等3人的遗骸由部下或亲人收走，只有朱枫的遗骸去向不明。60年来，她的家人以及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一直苦苦找寻。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天气出奇的好。

当日中午12时45分，从台湾抵达北京的殡葬公司刘董事长，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缓缓走进机场贵宾厅一个房间，他说：“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在场只有家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站起来，悄无声息。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微弱声音说“外婆，回家了”。她双手扶住旅行袋，而丈夫李扬扶住她。

一会儿，两人才慢慢打开，取出一个淡黄色的小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子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

因为年岁已高，朱枫的女儿朱晓枫没去北京，接受母亲骨灰坛全权由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女婿办理，但当天老人的心都在北京，她和母亲已经整整分别64年。朱晓枫最不能忘怀的是母亲就义时的场景：朱枫被几名军警押着奔赴刑场，双手反扣，脖颈、肩头都有绳索绑捆，但一身旗袍的朱枫昂着头，目光坚定，脸上毫无畏惧之色……

海这边的委托

一个80岁老人的寻人委托

朱晓枫今年已80高龄，记者赴其家采访时，这位端坐在客厅的老人如同母亲一样，虽然年岁已高但气质甚佳。她还记得和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46年，朱晓枫在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三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那时，朱枫在中共所办的一家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每天中午，朱晓枫都去这家公司与母亲一起吃饭。

3个月后，朱枫把刚刚团聚的女儿又送往苏北解放区。其后，朱晓枫来到淮阴解放区，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

1951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她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确切消息，自此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我年岁已大，让母亲‘回家’是我最后的心愿”。自从看到那张母亲就义前的照片后，朱晓枫朝思暮想盼着能将母亲“接回家”。

获知朱晓枫的心愿后，因撰写《朱枫传》与朱晓枫相熟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找到了笔名“秦风”的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2003年新春，朱晓枫夫妇在冯亦同的陪同下赶到上海，拜会徐宗懋先生。

“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做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冯亦同介绍说。

朱晓枫给徐宗懋留下了委托书，自此徐宗懋在海峡对岸开始了艰辛曲折的寻找。

海那边的寻找

77号骨灰坛的主人到底是谁？

偌大的台湾，因特殊身份就义后朱枫究竟安放何处，后人手中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况且时光已经过去了60年。朱晓枫告知徐宗懋：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朱枫正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马不停蹄开始寻找阿菊，最后在曾任台北市民政局长林正修的帮助下，找到了阿菊！

当徐宗懋向阿菊提及朱谌之时，老太太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说，朱枫被枪决后，他们夫妇二人“被关了几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寻亲之路似乎陷入僵局。

2009年12月，看似无望的事情忽然有了转机。现住上海的宜兴籍人士潘蓁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时，意外在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坛署名为“朱湛文”。潘蓁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

接到潘蓁的电话后，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帮忙寻找。朱教授在台北墓葬管理处查询资料后获悉，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根据资料，此骨灰坛现安置在台北市南郊的富德公墓。

朱教授和朋友数度前往富德公墓，在那里“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然而，当大家好不容易找出“77”号编织袋时，却发现里面并不是“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

2010年5月6日，朱浤源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原来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连笔，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魂归大陆 朱枫女儿：或许会把母亲部分骨灰葬在宁波

时隔六十年后，终于获悉母亲骨灰下落的消息，朱晓枫一家人的欣喜自不待言。

多年来，夫妇俩也曾准备赴台，但因种种原因，几次赴台的计划都搁浅。因为年岁已高、领回母亲骨灰的工作，朱晓枫全权委托在北京的大女婿李扬处理。

“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直接过问了此事，有关方面对李扬说：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事合作，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冯亦同对记者介绍说。

“我没遗憾了，总算了结了心愿。”朱晓枫说，目前她还没去北京，不过骨灰已暂时存放在八宝山。至于以后会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哪儿，现在还不确定。“妈妈的老家也就是宁波当地政府曾表示过，想把我妈妈安葬在宁波。”朱晓枫说，“我们考虑，安葬在北京比较好些，毕竟我女儿在那边，我也方便去看望。”不过，朱晓枫也表示，宁波政府方面的热情她完全可以理解，或许她能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朱枫的骨灰分成两份，一部分葬在北京，一部分葬在宁波。

在朱晓枫看来，重回大陆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无论最后如何安葬，母亲朱枫回家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妈妈这一生特别传奇，我们都很敬佩她。现在关于妈妈的很多史料还在收集整理中，我听说宁波方面还想将我妈妈的事情写成剧本，然后再拍电视剧。”朱晓枫觉得这应该算是对母亲很好的纪念方式，她说自己也盼着，希望能早日看见母亲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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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朱枫

镇海朱家花园的“四小姐”

1905年12月，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大户人家，朱家花园极大，占据镇海中心位置，解放后还留存多年，据说花园完全按照归有光的“项脊轩”建造，到90年代才彻底消失，只剩中学里的一座小楼。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也出自富户，家族极大，兄弟姐妹众多。朱枫原名朱贻萌，后改为朱谌之，是“四小姐”。朱枫曾师从沙孟海学习，“谌之”二字也是沙孟海所取。沙家五兄弟是宁波最负盛名的革命家庭，沙孟海是蒋介石家谱的撰写人，1947年成为国府秘书，1949年躲过蒋介石去台湾前对自己的大肆寻找，留在了大陆。

在台湾的红色女特工

1927年，朱枫远嫁东北，成为张作霖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并生下女儿朱晓枫。陈绶卿病故后，朱枫嫁给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并在朱晓光和周围同学朋友的影响下，开始走上抗战道路。

1945年春，朱枫正式加入中国***。1948年秋，朱枫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次年11月25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作掩护，从香港赴台。随后，朱枫以李琴云的化名寄居在女儿家中，联系到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后，开始与吴石(***“国防部”次长，中共秘密联系的同志)秘密接头传递情报。就在顺利完成任务，即将返回大陆之前，台湾的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而台湾也开始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

后来，吴石为帮助朱枫离开台湾，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手中的舟山，想让朱枫通过舟山辗转回来。可在1950年2月2日，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在严刑拷问下，他供出了朱枫、吴石等人。很快，吴石被抓，继而朱枫也落入敌手。朱枫在舟山被羁押时，曾试图吞金自杀，但被监视的人发现救下。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万岁”，当时朱枫身中7弹，时年46岁。


在台湾牺牲的“红色女谍”朱枫骨灰归乡
2011年7月12日下午3时许，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在在场众人的目光中缓缓落地。5分钟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党旗覆盖着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迎接他们的，是早早在此等候的朱枫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等家属。
李扬把骨灰盒郑重交到朱明的手中。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眼睛通红地说：“外婆回家了。”朱枫是中国***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1905年生于宁波镇海，1945年加入中国***，先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营“新知书店”。“皖南事变”后，朱枫到香港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49年11月，朱枫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完成了多项重大工作任务。1950年春，朱枫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始终坚贞不屈。同年6月10日，朱枫壮烈牺牲。临刑前，她高呼：“中国***万岁！”
1983年6月，朱枫被追任为革命烈士。由于多种原因，朱枫烈士的骨灰长期流落台湾。2010年12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和台湾有关方面的配合下，朱枫烈士骨灰迎回祖国大陆，寄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7月12日下午4时30分许，镇海区把朱枫烈士的骨灰护送至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朱枫烈士灵堂，次日将有镇海区各界代表前来奠基朱枫烈士。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方案，7月14日，镇海区将在镇海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此后，在位于镇海主城区入口处的枫园，举行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并在朱枫故居举行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命名及揭牌仪式。
红色女特工朱枫60年后魂归故里 国家派包机接回
昨天，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移送到宁波。图为朱枫烈士的女儿朱晓枫（中）、外孙徐宁初（左）和外孙女徐云初（右）捧着朱枫烈士的遗像，在武警的护卫下走向灵车。
1950年6月，朱枫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

60年前，她牺牲在台湾；60年里，她的遗骸始终下落不明

　　去年，她的骨灰终于重见天日；昨天，“潜伏者”朱枫魂归故里

　　“凤将于月内返里”，这是1950年1月14日，身在台湾的朱枫写给丈夫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只有短短的七个字。

　　而这竟是朱枫与亲人最后的诀别。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一阵枪声划破了台北马场町刑场的上空。当年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间谍案”的四名主角倒在血泊中。这四人中，有以***国防部参谋次长身份向大陆传递大量绝密军事情报的吴石，有与吴石密切联系，负责情报传递的宁波镇海人朱枫（即朱谌之）。

　　就义后，朱枫的遗骸去向不明。60年来，她的家人以及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一直苦苦找寻。直到去年，朱枫的骨灰才被找到，迎接回大陆。
国家派包机送朱枫烈士“回家”

　　昨天下午3点05分，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缓缓地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5分钟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覆盖着党旗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

　　朱枫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及其他家属都已早早等候在机场。

　　“外婆回家了。”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时，眼圈都红了，李扬则把骨灰盒郑重地交到朱明手中。

　　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朱枫骨灰交接仪式后，朱枫烈士的骨灰被护送至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女儿朱晓枫：母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朱枫的骨灰安放到灵堂后，朱枫之子朱明说，在机场，看到母亲的遗像和骨灰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和母亲最后一别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当时在香港工作的母亲把他送上了去青岛的船，说：“告诉爸爸，妈妈过些日子就回来了。”不想这一别成了永诀。

　　母亲，他整整思念了61年。

　　朱枫之女朱晓枫说，母亲终于回归故里了，她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烈士骨灰明天安放进烈士陵园

　　除了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朱枫的孙子、孙女、孙女婿、外甥女等家人也从武汉、北京等地赶了过来。

　　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方案，今天，社会各界代表将祭奠朱枫烈士。7月14日，镇海区将在镇海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

　　此后，在位于镇海主城区入口处的枫园，举行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并在朱枫故居举行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命名及揭牌仪式。

名门闺秀投身理想英勇就义 烈士朱枫传奇人生

朱枫，原名朱谌之，镇海人，出身名门，知性温婉；1950年，她在台湾被捕就义，临刑前高呼：“中国***万岁！”

　　她如何投身革命？又是如何牺牲？这位名门闺秀的身上充满神秘气息。得知朱枫遗骸回到大陆，记者来到了镇海党史办，查阅史料，为读者还原朱枫的传奇人生。

　　沙孟海为她取名“朱谌之”
　　1905年12月，朱枫出生在镇海，那时的名字叫朱桂凤。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渔业公会会长，家境极为优越。

　　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1年考入了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在女子师范学堂时，她与陈良修(宁波最早女***员)成了好友，陈良修是沙孟海的三弟媳，朱枫遂成为沙家常客，并拜师沙孟海学习书法字画。

　　她请求沙孟海给她取一个典雅的名字，沙孟海选择了“谌之”二字。这个名字，朱枫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时。而“朱枫”，则是她投身革命后所用的名字。

　　1927年，她远嫁镇海籍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为续弦，生下女儿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她随夫回镇海居住，第二年丈夫病故。

　　此时的朱枫，要抚养自己的女儿，还有丈夫前妻的子女，孤儿寡母常受欺负。当时她的继女陈宜嫁给了镇海人朱曦光。朱曦光的弟弟朱晓光常到朱枫家帮忙，1937年两人结合，1938年在湖南常德生下儿子朱明。

　　抗日战争时曾被日寇逮捕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毅然抛弃富贵优裕的生活，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

　　她邀集伙伴，开展义卖，把自己创作、收藏的书画等标价出售，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还参加歌咏队、演出队来宣传抗日。

　　1937年底，浙东局势吃紧，1938年初，朱枫与朱晓光一起，去了武汉。

　　1938年，朱枫参加了中国***领导的新知书店，也就是“三联书店”的前身。当时新知书店经费困难时，她和朱晓光变卖家产，一次性捐助了500大洋。

　　1939年夏天，她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的“少年团”。

　　40年代初，日寇封锁加剧，大后方纸张和印刷器材奇缺。朱枫变卖了一只3克拉的钻戒，得款3000元，资助抗日。

　　1944年秋，朱枫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牢房内，她经受住了残酷刑审的考验，后被组织营救出狱，并于1945年春加入了中国***。

　　随后，她辗转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外联络和掩护工作。

　　受命潜伏台湾，传递重要情报
　　1949年11月，中共高层领导决定派朱枫潜入台湾，搜集重要的军事情报。

　　而此时，在香港执行革命任务的朱枫，与在大陆的丈夫朱晓光分隔了十多年后，终于通上信件，约好回大陆团聚。接到任务后，朱枫推迟了这一计划。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为由到了台湾。

　　根据组织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一人是吴石。

　　到台湾的第二天，朱枫就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茶食楼接上了头，随后，又与吴石取得联系。

　　当时，吴石是潜伏在***内职位最高的中共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图，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以及“国军”战车团和坦克数量等绝密军事情报，一一通过朱枫传到香港，最后送进大陆。

　　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的手中。朱枫等人也得到了***的表扬。

　　潜伏期间，朱枫每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1950年1月14日，朱枫的任务已经完成，她再次提起笔给丈夫写信，只有七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

　　然而，这竟是朱枫与亲人最后的诀别。

　　遭遇叛徒，终英勇就义
　　1950年元旦，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化名“老吴”的张志忠被捕，供出了“老郑”蔡孝干。随后，蔡叛变，供出朱枫。

　　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以探视病亲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在岛上躲了14天，仍然没有逃出“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的搜查。

　　2月18日，朱枫被逮捕，并送回台湾。此时，吴石等人也已被叛徒供出并遭逮捕。

　　尽管***制定了“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但朱枫始终没有屈服。

　　一次，朱枫还试图吞金自杀，将身上长长的金链条和一只金镯子咬断，分4次吞入肚子，但很快被保密局发现，朱枫被紧急送往台湾最好的医院救治，自杀没有成功。

　　多次劝降无效后，朱枫、吴石等4人，于1950年6月10日下午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决，就义时朱枫高呼“中国***万岁！”

　　牺牲时，她年仅45岁。

1940年的朱枫


帖子附图:


　　经过多方努力，昨天早上朱枫家属从八宝山公墓捧出朱枫烈士骨灰，下午烈士终于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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